口述丨秦道夫 文丨徐晓
我出生于1929年，山东荣成人，16岁时在家乡参加八路军。1950年12月，接受组织分配，我离开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印钞厂，扛着行李卷坐火车到北京，进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。
在此后长达40年的保险生涯中，我做过人事工作、业务工作和公司管理工作，几度被组织上外派。
1990年，我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党组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下来。后来又受命主持了第一部《保险法》的起草。
中国的保险法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它的形成有个过程。
1983年9月1日，国务院颁布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》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财产保险合同方面的法规。
记得1985年我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，曾提出过是否可以起草中国的保险法，那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分管金融保险，他说还是先搞个条例吧，从条例再上升到法。
我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。
回来以后，我们就草拟了《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》，1985年3月3日，经国务院颁布实施。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，就以这个条例来监管中国的保险企业，并且依照这个条例，批准设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、平安保险公司、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。
据我了解，欧洲一些国家的保险法一开始也不是成文法，它们也是从判例法开始，慢慢上升到成文法，它是经过实践考验的。
中国的保险法也是经过实践上升到法律的。
到了1991年9月，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给我打电话说，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保险法了，叫我来领导这个事情，做起草小组组长。
那时，我刚从人保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，还是全国政协委员，没有办理离休手续。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1993年4月，保险法起草小组访问美国期间合影
叫我选人，我就从人保总公司挑选了李嘉华、王恩韶、王建；人民银行确定了金融管理司副司长夏利平，还有傅安平、邢炜，以及条法司的刘福寿；
另外，人民银行又挑了平安保险公司的骆鹏、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封智君。连我在内，总共10个人，组成保险法起草小组，就在人民银行8楼一个房间里办公。
后来刘福寿把主要精力放到银行法起草上面去了，参加保险法起草工作比较少。我挑人的标准，一是懂法律，二是懂保险。
我们这个小组里面，李嘉华是人保的法律专家，既懂法律又懂保险；王恩韶是人保资深的保险专家，而且在多个国家考察、学习、工作过；王建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，年纪轻，文字功底也不错，当时在人保公司研究所工作，任条法处处长。
还有，人民银行夏司长、傅安平、邢炜，他们有保险监管经验；骆鹏和封智君来自保险公司第一线，对保险公司怎么样经营管理有经验。
所以我认为人都选得不错，各有所长。
要立法，首先要总结中国保险的实践经验。
1992年4月，人民银行向全国各分行以及各保险公司发出一份通知，了解《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》的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，征求保险立法方面的意见建议。意见反馈上来了，其中有一条是：
《条例》赋予人民银行监管的权利，但是没有讲清楚，特别是没有明确保险公司应该向监管机构报告它的财务状况、业务经营情况等等，人民银行在监管方面心中无数；
另外，这个《条例》也没有规定罚则，使得监管缺乏权威性。还有的意见反映，下面对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界限划分不清，很多政府部门特别是民政部也搞商业保险，市场比较混乱。
这都是当时提出的一些问题。
其次，要学习国外的经验。
发达国家的保险历史比较悠久，如英国、德国、美国，它们的法律比较详细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，都比较完备。
通过人保的对外业务关系，我们收集了16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，包括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菲律宾、台湾等。翻译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问题。
英文请中国保险学会的王永明老先生翻译，翻译得挺好，因为他懂保险；德国的保险法请大学里教德文的老师来翻译，结果翻译出来的东西我们看不懂，因为他不懂专业。
外国保险法有两部分内容，一部分是保险合同法，规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；另一部分是保险业法，规定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。有的国家（地区）是分开两个法，也有的国家（地区）合成一个法。
英国、德国是分开的，美国、中国台湾是合在一起的。经过研究，我们决定中国的保险法应当把两部分合在一起，既包括保险合同法，也包括保险业法，这部保险法就是完整的。
当时还考虑名字怎么起法。
有提议说，我们这个法律既然是商业保险法，就叫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保险法”，另外再立一部“社会保险法”。
我们考虑，外国的保险法也没有写“商业”还是“社会”，那我们还是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吧。
这样名字就定了。
当然也要访问一些国家，但不是一开始就去，要做到一定程度，心中有数了，带着问题去，才能跟人家讨论。所以先埋下头来，成天看书、研究，首先要搞清楚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界线在哪里，商业保险的内涵是什么，然后开始起草。
第一稿是1992年5月在青岛人保接待处起草的。记得当时我说过一句话：我们在这里给这条漂亮的锦带织上第一梭。大家分成几个组，有负责总则的，有负责保险合同的，有负责保险监管的，最后是王建把它们归纳起来，形成初稿。
回到北京后，接着写第二稿、第三稿，每次写完以后都要在不同的范围内开会讨论。因为我们这些人，虽然有干了几十年保险的，有搞监管的，法律也都懂，但是起草保险法是头一次，所以要大家讨论、修改，这里面也有借鉴外国经验的地方。
1993年4月，保险法起草小组访问英国合影
比如说，在一些国家，一旦某家保险公司的支付能力有问题，无法履行它的承诺，监管机构可以把它的准备金整体转移给另外一家保险公司，责任由另外一家保险公司来承担。
有的国家叫破产基金，有的国家叫保障基金。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有两种：
一种是事前，在风险还没有发生前，从保费里提取一定比例放在那里，风险发生了就用来保障被保险人利益；
还有一种是事后，风险已经发生了，保险金没法支付了，还差十几亿几十亿，这个钱就分摊到这个国家所有保险公司头上，比如英国就是事后。
我们研究后认为，这个保障基金非常重要，并且以事前筹集为妥，于是把这一条写进了保险法。但由于有不同意见，后来又被抹掉了，报到人大常委会时没有这条。
后来有一次在国门饭店参加保险法讨论会，我发言说，
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难免有公司破产，一旦破产，受害的是广大被保险人，设立保险保障基金就是要保障被保险人利益。
我还介绍了设立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道理。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卞耀武听进去了，所以最后又把这条给加进去了，法律上又有了这条。
还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意外险。意外险是保人的，当时有条原则是产险和寿险要分业经营，人大和国务院的专家都接受这个原则。我们写了一条：
产险公司也可以保意外险。他们认为这不行，意外险是保人的，只能寿险公司保，产险公司不能保。
我说：全世界的习惯都是这样的，这样对被保险人是方便的；另外意外险属于短期保单，产险公司是可以保的。可他们还是不同意，我们写了书面意见提上去，也没被接受，后来法律里面就没有这一条。
我说，现在不接受，你早晚还是要接受的，这是全世界的通用做法。果不其然，后来保险法修改时就给写进去了。当时有些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，要有个过程。
这期间我们在国内走了不少地方，调研、开座谈会，当面听取各有关方面对保险法讨论稿的意见。
1993年4月、5月间，开始出访，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日本、菲律宾等等。我们选择出访目的地，有发达国家，也有发展中国家；有的是完全市场化的，像英国，而德国、日本是管理比较严格，不同的类型，我们都听一听。这时候脑子里已有很多问题，要跟人家探讨。
保险法究竟保护谁的利益？
我们到美国、英国去，都会问，制订保险法目的是什么？
他们认为，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服务的，保险法就是要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，这可以这说是全世界都一致的观点。
美国说得很清楚，要让所有的美国人买到他们想要的、买得起的各种保险，英国也是如此；
德国认为，保险公司赚钱不能太多，赚得太多了，监管机构甚至可以叫它退回去，因为保险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。
还有经纪人的问题，日本和英国的情况就不一样。我们跟日本公司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关系，去日本的时候，很多公司要请我们吃饭。我说我们这次来不是访问公司，而是访问政府部门，没有时间和你们吃饭，他们说那请你们吃早餐吧。早餐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
根据我们日本的经验，保险市场上不能有经纪人，否则会把你这个市场搞乱。因为经纪人的目的就是要commission，它拿了一笔业务，问几家公司给多少手续费，这个市场不就乱了么？
所以他们就给我们提意见说：法律上不应该规定有经纪人，有了经纪人你这市场没办法监管；日本有代理人，代理人在法律上是代表保险公司的，经纪人在法律上是代表被保险人的。
而我们去欧洲访问，欧洲整个的趋势是经纪人市场。比如英国，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，保险公司用什么条款、定多少费率，监管机构不管，只要保险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可以。
这个市场上哪个条款好、哪个费率高，只有经纪人知道，一般的商家不清楚，因此经纪人就成了不可或缺的。
我们认为，按照发展的趋势，市场化离不开经纪人，关键是要对经纪人有严格的管理，所以法律里还是把经纪人写进去了。
考察回来以后，又在人民银行8楼的办公室里对保险法讨论稿进行修改，形成送审稿之后再召开专家会议听取意见，然后再修改，改完了再向人民银行党组汇报。
1993年12月31日,
人民银行将保险法送审稿上报国务院；
1995年2月,
李鹏总理签署文件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保险法草案；
1995年6月30日,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获得通过，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我和起草小组的成员都感到非常高兴。
（本文采写于2014年）